那是家瑞士银行。合规部的老板是瑞士人，中年男人，在里昂高商读过书，刚派到美国不久，说英语带很重的口音。面试的时候，我就对他坦白，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他随随便便的态度也让我对得到这份工作没抱多大希望。可能只是因为我会说一些法语，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别的应征者更深一些。
“你在哪里学的法语？”他这样问我。
“跟曾经约会过的男人学的。”我回答。
“让人印象深刻的学习能力。”他笑着说，一半夸奖一半打趣。他不知道那是多漫长的约会，和怎么样的男人。
工作合同签下来之后，我又开始找另外两样必需品——房子和保姆。
我跟地产经纪说，能走路去上班很重要。一年多的优渥生活之后，我很不好意思地发觉自己添了些毛病。最要命的一条就是没办法忍受地铁，从地下钻出来总觉得身上带着股霉味儿，有时还外加别人早饭的味道。上下班时间很难叫到出租车，我车开的很烂，也没有雇司机的派头，走路看起来就是最靠谱的解决办法了。接下去的两个礼拜里面，我在华尔街—港口—巴特利公园地块看了不下十处地方，直到看中百老汇大街上一间九十八平方米小公寓。灰色的老式建筑，一间卧室一个浴室，半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大而舒适，视野不错。位置紧挨着金融区，离公司很近，绝对可以走路去上班。得知我有个女儿，经纪人还特地告诉我，那里可以划进一个不错的学区。
找保姆就不像租房子那么容易了。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见了六个中介公司推荐来的人选，试用了其中的三个，最后留用了一个名叫朱冯翠云的华裔女人。她四十岁不到，英文名字叫Claudia，不住家，每天早晨来，晚上回去，带孩子外加做一些家务。在找到Claudia之前，如果我要上班，Sandy会来我这里帮着带Caresse，我下班之后再回去。我额外付给她“出差津贴”，虽然Caresse在我这里的时候，她呆在公园大道那间公寓里根本就没有事情可做。不久之后，Sandy告诉我，Nicole听说我请了个华裔带孩子很不满意，不过也没办法，像她这样的高级保姆总是在上东城工作，虽然住在金融区的也有有钱人，但大多数都是单身或者没孩子的夫妇。我笑着补充，我也没有独立的卧室给保姆，而且还得另外请个女佣做家务。
第一天去新公司上班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一年多以后重新出山，心里忐忑不安紧张得不行。我提早两天就准备好了上班要穿的衣服，很早出门，从百老汇大街一直走到华尔街，一路上身边几乎都是脚步匆匆的人群。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从前，不做梦地睡上七个小时，然后精神十足地上班去。不过，所有一切都不同了，只因为偶然间在某个地方遇见了某个人。
过去的一个月，我几乎没有见到Lyle。他从来没有忘记寄抚养费的支票，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联系到他的律师。开头一两次，他来接Caresse，总是在楼下打电话给我，让Sandy上来抱孩子下去。我在窗口看到他，他朝我点头，动作小到难以察觉。而我总是没有任何表示，退到房间里去。后来几次，就只有Sandy过来接Caresse了。
可能就像通常男女朋友分手之后，两个原本亲密的人突然开始互相回避，画好地盘，生怕在某个街角不期而遇。在我搬家之后，如果没有Caresse，我们可能真的就这样各奔东西了，东三十二街以上归他，巴特利公园到港口归我。
二零零六年的冬天来临的时候，我逐渐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有工作，一间简单、白色、女性化的公寓。一半时间一个人住，另一半，身边则会多一个小孩子要照顾，她喜欢笑很少哭，不停地长大，隔三差五地耍耍性子搞得我焦头烂额。她似乎继承了我全部的抵抗力，从来不生病。我反而变成了个病秧子，天气转冷之后，感冒就没彻底好过。
与此同时，我好像变得比从前讨人喜欢了。咖啡时间或是午休的时候，我总在跟作了父母的同事讨论小孩子的事情，学到各种各样或荒唐或有用的育儿经验。而另一些时候，当我暂时成为单身女人，我又能全心投入工作，下班之后去当季最时髦的酒吧或是餐厅哈皮。我的新工作也和从前的不同，不过分忙碌，很少加班，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带小孩、打扫房间、逛街、见朋友、读书、看电影，仔细地思考身边发生的事情。每一个日子都新鲜，积极，充满压力和未知的遭遇，我曾经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它们却又来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时不时地浮上心头，我想快一点抹去，又好像舍不得抹去。我作了一点点小改变，剪了个齐刘海，新发型让我的黑色直发看起来更像挺括的缎子了。“挺括的缎子”，Lyle从前这样说过，我喜欢他那样说，虽然认真地想起来，这种说法可能只是为了区别棕发或是金发在他手上留下的更加细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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