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荆公之政术（四）
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荆公之新法，殆尽于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请括而论之。
第一 教育
教育行政，荆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书》言之最切。及执政，首注意于学校。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大学讲舍，厘学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员。其后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其后诸路州府皆悉立学，而学官共五十三人。马氏端临谓是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此数者，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其所教者，以经为主，人专一经。至熙宁八年，以荆公所编著《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焉。“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
按《三经新义》，亦为当时及后世攻击荆公之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其非，在优等。荆公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其后遂颁《三经新义》云。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则史所云云，谅非诬辞。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划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而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
考荆公当时，亦并非于新义之外，悉禁异说，不过大学以此为教耳。夫既设学校，则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张之说。学校既为一国学术所从出，则此说遂若占特别势力于社会。此亦事势所必至，无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国大学二三老辈之学说，颇为新进诸彦所抨击，然举国学者，大率仍诵习之，此亦无可如何也。然则是亦不足深为荆公罪矣。盖使荆公而禁异说，则为戕贼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尝禁之，不过提倡己之所主张而已。夫学者有其所主张之说，则必欲发挥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责任亦应尔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学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执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禄，此则学者之罪，而非倡新说者之罪也。《三经新义》自元祐废黜以后，南宋学者，更抨击不遗余力，自是数百年来承学之士羞称之。《诗书义》出荆公子雱及其门人之手，已佚。惟《周官义》乃荆公所手著，本朝乾隆间修四库书，从《永乐大典》掇拾重编，尚可得而见焉。吾尝窃以读之，其精要之处盖甚多，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自汉以迄今日，未有能过之者也。此当于第二十章别论之，今不先赘。而学者不察，随声附和肆为诋诽，昌黎所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荆公未尝禁人习王氏以外之学说，而反对荆公者，则禁人习王氏学说，然则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者，为荆公耶？为反对荆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祐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焚《三经义》之版，禁诸生诵习矣。大学诸生闻荆公之薨，欲设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诏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矣。钦宗靖康间，祭酒杨时奏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请追夺王爵，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矣。高宗绍兴六年，张浚为相，又申临川学禁矣。由此观之，以荆公视诸贤何如哉？当杨时之诋王学也，御史中丞王过庭劾之云：
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见时之不能服众矣。
此言可为笃论。杨时何人？即程门高弟，依附蔡京以干进，而学者尊之为“龟山先生”，从祀孔子庙庭至今未废者也。而诸儒之所以尊之者，盖又以其排斥王学之功独高也。当时程氏之徒，自以其学为孔子之正统，凡异己者，皆攘斥之。夫著书讲学，辟他人之说以申己说，此固学者本分所当然，独奈何欲挟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党争，前此不过在政见之异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苏氏之蜀学，继焉禁锢王学，自是学党之争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终宋之世，谁生厉阶，君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杨时辈也。后此庆元伪学之禁，读史者咸能斥之。夫韩侂胄之禁伪学则诚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谁乎？侂胄所为，亦请君入瓮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学，虽非所愿学者，然固敬仰之，岂敢妄诋？然于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为中国近数百年来学术之不发达，厥由程朱之徒务束缚人思想自由，实尸其咎，故今因论荆公经义而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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