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古今人之论荆公，其迳诋之为小人者，不必论矣，即仰之为君子者，亦未尝不以好用小人为公之玷。然则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记述，无一而非小人乎？则又请平心以察之。
吾尝极论荆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尝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方命圮族，而不能舍鲧。” 以此推之，则虽谓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归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则其为小人所累而颇自悔之，当亦属于事实无可为讳者。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使彼虽极其诪张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虽然，谓荆公为专好用小人则非也；谓荆公所用者为皆小人，则尤非也。公上神宗《论馆职札子》云：“陛下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拨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矣。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公之所进规于其君者如是，而岂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条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屡以问荆公。公曰：“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念国体有先后缓急。”（本传不载此语，毕氏《续通鉴》载于熙宁二年三月，其见《宋史》何处，未暇细检）是荆公之谆谆于进贤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与其谓荆公好用小人，毋宁谓神宗好用小人，而荆公则虽矫正之而犹未能尽者也。夫荆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为后世所称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后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终，史家遂不认此人为荆公所用。夫荆公既锐意必欲行新法，则凡不愿奉行新法者，虽欲终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谓荆公无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终肯奉行新法之人，则后之史家，初不问其人平日行谊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为罪大恶极，不宁惟是，又往往虚构事实，必被以恶名而始为快，不必其与荆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还稍稔者，亦无一而获免焉。如是则荆公所用者，安得不皆为小人哉？非荆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经荆公之拂拭，旋即经史家之锻炼，虽君子亦为小人已耳！吾非敢谓荆公所用者必无小人，顾以为虽有之，而其不善决不如是其甚。夫以荆公之懋德高节，而经史家之刻划，犹使后之读者，觉王衍、卢杞，俨然在目，则其他操行不及荆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诬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韩琦而可指为交结中官，以欧阳修而可指为盗淫甥女，且举朝汹汹，谓为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当时争意气者，岂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孙固濮议，稍抗舆论，即群斥为奸邪，然则千年来指荆公所用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孙固之比耶？吾固非强欲为荆公所用之人辩，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请就所可考见之人而一一论列之：
陈升之 升之在仁宗时已为执政，非荆公所特拔，然荆公集中有《送陈升之序》。盖自其微时，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条例司初设，即引与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实为荆公推毂无疑。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论列百数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舆荆以共事之故，史称其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其信否则非吾所能断也。
王珪 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宁三年，始参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终神宗世为相。其为荆公汲引与否不可知，然固始终奉行新法者。本传于其执政前多褒美之词，于其执政后多讥弹之语。平心论之，盖一中和之人也。
苏辙 荆公初设制置条例司，首擢辙为检详文字。荆公之特拔小臣自辙始，后以不附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于安石传、颢传，并不载其为条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为颢玷，故讳之欤？
刘彝 条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为县尉，荆公特拔者也。史称其以不附新法罢，又言神宗择水官，以其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因其所长而专委以一事耳。以不当冲要之故，本传无贬词，且亟称其材。
卢秉 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称其与薛向行盐法扰民，然请罢发运使献余羡，其综核名实可见。其后征西夏，立奇功，则其才之瑰伟可知。其父革以廉退闻，而秉未冠即负隽誉。尝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节也。蒋堂赏味其言，卜其必为佳器。而荆公因读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故特拔之。秉后守边，以父老累乞归养。神宗手诏慰留，父革闻之，亦以义止之。后革疾亟，始得归，遂不复出。以此言之，秉之名节，诚卓荦可观，不负荆公之知矣。而《宋史》则谓其阿徇时好，父子相去甚远。夫革未尝谓其子不肖，且责以义，不许告归，而史家竟不许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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