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荆公之学术
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虽然，亦有可言者焉。
二千年来言学者，莫不推本于经术。而所谓经学者，各殊其涂。汉之初兴，传经者皆解大义，不为章句。而其大义则皆口口相传，罕著竹帛。以其口口相传故，必有所受，不为臆说，当能得经之本意；以其罕著竹帛故，与闻者寡，而亦无以永其传。自诸大师云亡，而经学盖难言之矣。两京诸经生，强半以谶纬、灾异、阴阳五行之说释经，其果受自孔门与否，盖不可知。即曰有所受也，亦不过诸义中之一义，其不足以尽经术也明矣。其间有若董子《繁露》之说《春秋》，刘中垒《新序》之说《诗》，盖不必尽本于师说，而常以意逆志。籀经中之义蕴而引申发明之，实为经学开一新蹊径。及东汉之末，去古益远，口说益微。贾马服郑诸儒出，始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而大义盖有所未遑焉。魏晋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悦学，而惟以文辞相尚。三五硕学，乃出释尊门下，而儒术无足以张其军者。其间如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为贾马服郑之舆台，虽用力更劬，而所发明者更寡。至于宋而濂洛关闽之学兴，刊落枝叶，鞭辟近里，经学壁垒，又为之一新；顾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谓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举而措之矣。其极也，乃至专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跻而尊诸群经之上；而汉以来所讲六艺者，几于束阁。夫身心性命之不可不讲固也，然此乃孔子所谓众人以上可以语上，而性与天道，非尽人所可得闻者，以此为普通学得乎？且谓经世致用之道，悉包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而但有得于身心性命，其他即可不学而能，则六经当更删其什八九，而孔子犹留此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具，则何为也？是宋儒之学，虽不得不谓为经术之一端，然其不足以尽经术，抑又明矣。明代姚江崛兴，其在宋学范围中，诚自树一帜；语于经术，则其功罪亦适与濂洛关闽相等而已。本朝承宋明末流之敝，反动力作，而复古论昌，胡阎江惠，导其先河；戴段二王，树其坚壁。自乾嘉迄今，则诸经皆有新疏。片词单义，必求所出。空言臆说，悬为厉禁。训故名物制度，钩比研索，刮垢磨光，遂使诸经无不可读之字，无不可解之句，厥功懋矣，然究其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之徒，比肩事主，为贾马服郑之功臣，即进而上之，能为贾马服郑之诤友，斯峰极矣。一言以蔽之，则治章句之学而神其技者也。由此观之，则二千年来所谓经学者可见矣。由宋迄明，是为别子，虽有所得，无与大宗。而两汉隋唐之绪，发挥光大以极于本朝，其最伟之绩，不越章句。夫并章句而未解，更靡论于大义？斯固然矣。然谓既解章句，则治经之业已毕，而此外更无余事，天下有是学术乎？即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诸经师，亦岂敢谓其学即为经学？不过曰吾之为此，将以代世之治经学者省其玩索章句之劳，俾得注全力以从事于讲求大义云尔。讲求大义，实为治经者唯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过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误手段以为目的，则终其身无所得于经。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遂成无用之长物矣。夫必明大义然后乃可谓之经学，既无所容难，然则当用何法以求诸经之大义乎？此实最难置答之一疑问。而二千年来几许之大儒谦让而不敢从事者，正以此也。夫吾所欲明之大义，亦欲明其确为此经之大义者云也；然必如何而后确为此经之大义乎？是必亲受之于删定诸经之孔子乃可。即不然，亦受诸其徒，更次则受诸其徒之徒。受诸其徒之徒之徒，质而言之，则非有口说，莫知所折衷也。准此以谈，则惟先秦诸儒，可以言经学。次则西汉诸儒，犹可以勉言经学。自兹以往，口说既亡，而经学在势当成绝业。后之儒者，所以不敢于求大义者，凡以此也。然使长此以终古乎？则孔子之删述六经，果留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用，率天下之人而疲精敝神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于天下国家一无所裨，何取此扰扰为也。故夫后之儒者，既不得亲受口说于孔子若孔子之徒，毋已，则亦有独抱遗经，以意逆志，而自求其所谓大义而已。所求得之大义，其果为孔子之大义乎？所不敢言也。然但使十义之中，有一义焉合于孔子，则用力已为不虚；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无一合者，而举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灵愈浚而愈深，或能发古人未发之奥，不特为六经注脚，且将为六经羽翼，其为功不更伟耶？吾以为生汉以后而治经学，舍此道未由矣。苟并此道而不取焉，则无异于谓当废经学而不许人以从事已耳。以此道治经者，创于先汉之董江都、刘中垒，而光大之者荆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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