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四）】
邻县县委书记孙实根回乡住了几天，被乡亲们当做“走资派”斗了一把，灰溜溜而去。县委书记孙实根，就是抗战时的八路军连长孙屎根，到邻县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才改名孙实根的。土改时候，孙实根曾在邻县当区委书记，后来调到本县当县委书记，又到邻县当县委书记，五五年还一度升为本地区的行署副专员，五七年因说过一句“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被定为思想右倾，幸亏思想转得快，改成“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才没有被划为右派，又降到邻县当县委书记，一直至今。孙实根虽然才四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了。幼年时候，他和赵刺猬、赖和尚都是玩尿泥的朋友，无非他是地主的儿子，后来到开封读书；赵刺猬、赖和尚是佃户的孩子，在村里干割草打架偷瓜摸枣的勾当。自土改以来，孙实根一直在外做官，很少回村里来。
虽然县委书记说起来官不大，但他已是本村历朝历代出外做官职位最高的了，村里人提起他，都觉得十分了不起。他有一个吃斋念佛的老母，现在七十多岁，仍在人世，住在村里。孙实根自当县委书记以后，来接过老母几次，但老母总是在儿子那里住几天，就又回来了。虽然她是地主老太太，但“文化大革命”以前，支书赵刺猬、大队长赖和尚对待她和对待别的地主不一样。
有时有事没事还过去坐坐，让人给挑一担水。六〇年村里吃大食堂，豆糁吃完，村里饿死许多人，这时赵刺猬、赖和尚两个人一人拿了三根红萝卜，到邻县去找孙实根。孙实根这时也瘦了一圈，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见家乡的支书和大队长来了，吩咐县委伙房给蒸了一锅白菜粉条包子。赵刺猬、赖和尚每人吃了十个包子。吃完包子，赵刺猬、赖和尚向他诉说了家乡的灾情，说村子已经饿死二十多口人。孙实根听着流了泪。但流过泪说：
“各地情况都一样，我这里也没法帮助你们！”
赵刺猬赖和尚感到很失望，第二天下午就赶了回来，路上还骂孙实根忘恩负义，他“已有包子吃，却不管家乡人的死活”。但等赵刺猬赖和尚回到村里第三天，孙实根却从邻县批过来两马车红薯干。这从百里之外运来的红薯干，救了村里不少人的命。这救命的红薯干，至今还被人记起。常有老人对孩子说：
“多亏了孙实根的红薯干，不然哪里还有你？”
灾荒年过去，孙实根来接母亲，村里许多人围着他的吉普车哭。因为这村有孙实根，本县本公社，对这村都另眼相看。
但孙实根也有自己的不幸。虽然他在外当着县委书记，但他革命二十多年，仕途并不顺。二十多年才当了个县委书记，这本身就证明混得不好。五五年那年形势比较好，一下升为副专员，如果后来不出事情，照直升上去，现在混个地委书记或省里的干部也料不定。但他后来犯了右倾，又从副专员位置上给打了下来。从上边位置打到下边位置，证明以后再没有升迁的可能，可能一辈子也就是个县委书记了。一想到这一点，虽然每天有吉普车坐着，但心里总感到窝囊和憋气。
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开封一高的同学，现在就有比他混得好的，有在别的地方当着专员和副省长的。有一位姓赵的同学，和他一块参加的八路军，后来随军南下，现在竟在南方某省当着省委书记。想想别人，比比自己，只怪五七年说错了一句话，落得如此下场。但有时想着想着就又想通了，觉得官大官小还不是那么回事，当来当去没个完，官大操大心，官不大可以少操心，在县城呆着也不错。
同时你还不能消极，你越消极，越升不上去，工作搞不好，说不定连县委书记也保不住；你不嫌职位小，不论职位高低，当县委书记把县委书记当好，说不定再有升迁的可能也料不定。这样，他虽然思想上常有这样那样的考虑，但工作上并没有耽误多少，邻县的工作一直搞得不错。
这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发生，孙实根像所有的县委书记一样，很快被打倒了，成了“走资派”，被造反派拉着游街和批斗，戴高帽子。孙实根一开始很生气，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没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但后来看到那么多的县委书记都被打倒了，许多比他大的官都被打倒了，就又想通了。想通了就不再生气，对游斗戴高帽子不再太在意。这时令他在意的倒是他的家庭生活，他那个令人头痛的老婆。
说起老婆，孙实根比仕途不顺还感到自己不幸。这个老婆长得倒不错，年轻时人称小祝英台，是八路军团部的一个护士。孙实根在八路军当连长时与她认识，后来土改当区长时与她结了婚。婚前接触，觉得她还不错，有说有笑，声音很脆，两根辫子一甩一甩。但结婚后才发现，这个女人与她一起不得，原来性子既急又躁，心地狭隘，又异常自私，遇事稍不如意，有时孙实根一句话说错，她就哭闹个没完，小则摔盆打碗，大则撒泼打滚；有时脾气上来，还敢打孙实根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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