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主要领导人，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共同的优点是都会用人，这才得众力相扶，成鼎足之势。但是，他们的风格和做法又各不相同。那么，孙权的特点是什么？他的这种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在上一集，我们简略地描述了孙权的成功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用吴国使臣赵咨的话说，就是“雄略”。但这只是孙权成功的原因之一。比较全面的说法，恐怕还是陈寿在《吴主传》的评语中所说的那八个字--“屈身忍辱，任才尚计”。陈寿认为，正因为如此，孙权才能独自占据江东（自擅江表），形成鼎足之势（成鼎峙之业）。也就是说，孙权的成功有三个原因：忍辱负重，足智多谋，善于用人。前两个原因，上一集讲了一些。这一集，我们就着重讲孙权的用人。
我们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时代的主要领导人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也都善于用人。正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在此前提下，如果要做一个“排行榜”（仅限于用人，不是全面评价），那么，位列榜首的当是曹操。曹操善于用人，当时就很有名。孙权就说曹操的用人“自古少有”。孙权这话是对诸葛瑾说的，本意是要说明曹魏一代不如一代（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但他对曹操的评论，却堪称“酷评”。据《三国志·诸葛瑾传》，孙权对诸葛瑾说，曹操这个人，也就是在杀伐方面稍微过分了一点（其惟杀伐小为过差），还有就是离间别人的骨肉亲情太冷酷了（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用人（御将），那是从古到今都少见的（自古少有）。
孙权这话，也有两说。说曹操“杀伐小为过差”，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大为过差”。但孙权自己也是杀人的，所以他这样说。至于对曹操用人的评价，应该说公正客观，因为这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说话，完全用不着讨好那个既是“敌人”又是“死人”的曹操。何况孙权自己也是“人主”，也会用人，岂有刻意扬人抑己之理？实际上孙权用人的水平，也就仅次于曹操。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孙权的用人之道，远在刘备之上”。他的善于用人，就连敌国也不能不佩服。比如黄武三年（公元224年）九月，亲率大军准备伐吴的曹丕，就曾站在长江边上发出感叹，说“彼有人焉，未可图也”，然后撤军。这话记载在《三国志·吴主传》。同样，诸葛亮在讲到为什么不能和东吴翻脸时，理由之一也是“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这话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缉穆，就是和睦。所谓“贤才尚多，将相缉穆”，也就是人才济济一堂，上下同心同德。这正是孙权集团前期的特点（后期则正好相反，以后再说）。而且，孙权手下的人才，还绵延不尽。比如武将，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有陆逊，而且能力水平不相上下，陆逊还文武双全。文臣方面，则有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皆为一时之选。
这就奇怪。东吴，为什么有这样的凝聚力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孙权的善于用人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孙权又怎么个会用人呢？这么说吧，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解，都想要的。比方说，他就曾料定杨仪和魏延在诸葛亮去世以后“必为祸乱”，这事我们在《祸起萧墙》一集讲过。孙权这话，是对费祎说的；而孙权对费祎，则是十分欣赏。费祎第一次出使吴国，孙权就看上他了。据《三国志·费祎传》，当时费祎以“昭信校尉”的身份使吴，孙权照例设宴款待。孙权这个人，原本就能言善辩（性既滑稽），开起玩笑来没有谱（嘲啁无方）。他手下的那些人，比如诸葛恪等等，一个个也都是铁嘴。结果席间便唇枪舌剑“论难锋至”。然而费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让孙权十分赞赏（甚器之）。孙权对费祎说，当今之世，先生可谓德才兼备（君天下淑德），必定成为蜀国的栋梁（必当股肱蜀朝），今后只怕很难见面了。
费祎如何舌战群儒，《费祎传》没有记载。《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恪别传》倒是记了一笔，不妨当作逸闻趣事来看。据说，当时费祎进入宴会厅时，因为孙权事先打了招呼，因此所有人都在低头吃东西，只有孙权站起来迎接他。费祎一见，便口占四言诗一首，道是“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这下子反倒是东吴这边没面子了。于是诸葛恪便也口占四言诗一首，道是“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算是扯平。但费祎仅仅嘲讽东吴群臣（他们也“罪有应得”），对孙权还是给足了面子（麒麟吐哺），格调显然在诸葛恪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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