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样一种“小国寡民”的方案，法家当然是不赞成的，对吧？
答：不赞成，但同情。而且，法家也主张颠覆武王、周公他们创立的那个“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的“西周封建制度”。
问：为什么要颠覆？
答：因为这种制度尽管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确有不足之处。
问：什么不足？
答：不三不四。你说要管理吧，权力不集中；你说不管理吧，又不够自由。
问：那儒家为什么很赞成，为什么要维护？
答：儒家主张“中庸之道”呀！在儒家看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好是有一点管理，又不统得太死；有一点自由，又不放任自流。像“西周封建”这样，有放权又有掌权，有集权又有分权，而且刚好分为三个层次，真是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妙极了！
问：墨家呢？他们赞成这种模式吗？
答：从《尚同》篇看，也不反对。毕竟，这种制度有利于实现“上下兼爱，逐级尚同”。
问：反对的只有道家和法家？
答：是的，但反对的原因不同。
问：道家为什么反对？
答：道家的主张，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因此，在他们看来，放权就要放到底，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权力”这种东西。所以，尽管西周的制度有分权、有放权，归根结底也是要不得的。最好的，还是“无权”（没有权力）或“弃权”（放弃权力）。
问：法家为什么反对？
答：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法家是“国家主义者”。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富国强兵。然而“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君不君，臣不臣，大夫失家，诸侯亡国，天子被架空。这可怎么行？
问：对此，孔子不也痛心疾首吗？
答：但他们看到的现象不同，做出的判断不同，找出的原因也不同。孔子看到的是“礼坏乐崩”，商鞅、韩非看到的是“国破家亡”。孔子认为，礼坏乐崩，是因为诸侯和大夫都不肯恪守“周礼”；商鞅和韩非则认为，事情根本就坏在不该分权。诸侯不分权于大夫，大夫能造反吗？天子不分权于诸侯，诸侯能叫板吗？换句话说，没有子公司，分公司会被瓜分吗？没有分公司，总公司会被掏空吗？
问：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废除分公司、子公司，统统集权于总公司？
答：对！商鞅和韩非的主张，就是集权。先是“君主集权”，后是“中央集权”。实现“君主集权”的，是秦孝公；实现“中央集权”的，是秦始皇。而且，自从秦始皇缔造了“大秦帝国”，创立了“帝国制度”，就再也没有“资产重组”，只有“垄断经营”了。
问：这可真是“治本之策”。商鞅和韩非，难道看得这么远？
答：看没看这么远，不好说。但在当时，要想解决问题，却只有他们的想法对路，办法可行。法家，尤其是商鞅和韩非看得很清楚，整个天下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儒家的“计划经济”，是不顶用的。
问：对不起，插一句，儒家是“计划经济”吗？
答：可以这样调侃一下吧！你想啊，所谓“封建”，“封土建国”也好，“封土立家”也罢，都是上级（天子或诸侯）给下级（诸侯或大夫）划一个圈，说你就在这个范围内经营，这不就是“计划经济”吗？孔子主张维持这个格局，经营范围和规模都不变，岂非维护“计划经济”？还有，孟子理想的“王道乐土”是什么样的呢？每个农户，一家分一百亩耕地，五亩宅基地，房子周围种桑树，院子里面养鸡狗，就可以保证五十岁以上的有丝绵袄，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不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吗？
问：这在当时，怕是做不到的。
答：墨家的“国企改革”，道家的“分田到户”，也都不顶用。对于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君主们而言，顶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这就要“集权”。要集权，就要霸道。而且，霸道的目的，还不是当“国际警察”，而是当“世界领袖”。这样的“霸道”，当然不再是“齐桓、晋文之道”，而是“中央集权之道”。
问：实行这样的“霸道”，就必须“蛮横”吗？
答：是的。因为要集权，就要收权。收谁的？收那些“封建贵族”的。他们，可是“既得利益者”啊！要他们交权，容易吗？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愿意吗？所以法家不容易，必须豁出命来干才行。要知道，从“三级分权”到“中央集权”，可是大变革啊！
问：问题是当时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那些赞成变革的君主，就扛得住吗？
答：这就要靠法家教给他们办法。
问：什么办法？
答：两面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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